社团联合会口号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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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常见大肆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做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糨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最早的口号是口耳相传的，是为“口”号，口号并不一定需要书写成人们现在熟悉的标语形式。口号是一种语言表达，往往是修辞化了的表达方式，而标语则是一种记录和表达口号或其他意见内容的书写形式。宣传则是对口号、标语或其他传媒手段的特殊运用，是一种用途和目的。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一般的口号表达的是一些文化、社会主张和价值，而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起作用。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这个政权却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幸福，所以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的手段。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口号往往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使得宣传也带有口号的话语缺陷。

  口号的修辞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英语中，常常会运用对比、头韻和尾韻、重复用字、玩笑。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反对外松内紧政治控制的口号：“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笼子越大，锁链越长)；个性主义者的口号：“Sing badly if you must, but sing”（要唱就唱得难听，但还是要唱）。在汉语中，口号往往用全称断言、排比、对仗、数字、押韵，但因为受到一本正经的官方语言的影响，常常有明显的指示、命令腔调，给人以刻板武断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虽美好，但很矫情的口号。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在15、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有所改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

  口号和宣传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口号和宣传是正用还是误用的，是它的内容、运用机制和目的。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有过度运用还是有限运用、谁在运用口号和宣传、是否限制公民说理、是否妨碍理性公共话语、口号是否有真实根据、是否有欺骗意图等等的问题。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表达一己政治观点的口号或类似政治内容的标语，它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是个人或党派宣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而且，汽车开到东，开到西，到处传播汽车主人的意思，起到了宣传作用。汽车杠宣传往往很风趣、俏皮，虽然有时“低俗”，但并不遭禁。例如，“少用肮脏的汽油，屁股会更干净!”（Less dirty gases, more clean asses!）“Ass”属“不雅语言”，在学校里是不能使用的。越战口号做成的标语“做爱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发生时又流行了一阵子。

  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还有几户居民联合张贴比较长的标语的，各家在前院用小牌子插上几个单词（用字母拼出），几户连成一个句子，字体粗大，相当有声势，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个人看法。中国常见在公共场所大事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作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美国公众一般都有民主社会的公域、私域区分观念，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会自觉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他们在民主生活方式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公共政治惯例，遵守的并不只是普通民众，拥有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概不例外。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浆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砸烂刘、邓的狗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于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转自新浪博客 作者：徐 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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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五条郑重宣布和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五一口号”的发布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深远至今，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在我国统一战线史上、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临近五一节的日子裡，我们一起重温“五一口号”的故事……

　　最早提到“五一口号”的，是廖承志的一封“催问”电报。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廖承志，他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按照惯例，党中央每年都要在此时提出“五一口号”。于是，他拍了一封电报至西柏坡，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通过“五一口号”来向全国发布?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心声，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叁、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叁、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其中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条格外引人注目。

　　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叁大法宝”之一。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纷纷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公然撕毁协议，出动了30万军队进攻中塬解放区。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照，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彻底转向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叁中全会，恢復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即将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又对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信中说，这个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还需要统一战线，我们还要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这必须使中共党内同志有清楚认识，并且还要使民主人士完全清楚!

　　毛泽东亲笔将“五一口号”初稿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第五条的修改，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除了第五条，毛泽东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将修改好的“五一口号”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文章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着毛泽东侧身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衰败气氛中，形象滑稽地“宣誓”就职。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塬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信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叁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五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函，完整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叁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裡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叁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証”。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相互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裡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界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復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至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着名文史学者，江苏省社科联理事——吴跃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所以，2015年是纪念五一口号67周年。

　　“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一条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以下是“五一口号”的全部内容：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的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七)向解放区努力生产军火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恢复工矿交通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改进技术的工程师、技师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努力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机关工作的人员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工业部门和后方勤务部门的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

　　(九)解放区的职工，为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减低工业品的成本而奋斗!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给市场!

　　(十)解放区的职工，发扬新的劳动态度，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反对一切怠惰、浪费和破坏行为，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十一)解放区的职工，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建立尊师爱徒的师徒关系!

　　(十二)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十三)解放区的职工会与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

　　(十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十五)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致敬!欢迎蒋管区的职工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业建设!

　　(十六)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

　　(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二十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

　　(二十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为鼓励更多的健康人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将6月14日定为“世界献血日”，决定从2004年起，将每年的6月14日定为“世界献血者日”。

2011年世界献血日主题标语口号为“捐献更多血液，挽救更多生命”。

以下为历年的主题标语口号：

2004年主题“血液，生命的礼物。感谢您” 　

2005年主题“赞颂您血液的礼物” 　

2006年主题“感谢您血液的礼物”　　

2007年主题为“安全血液促进母亲安全” 　

2008年主题为“定期献血”

2009年主题为“继续重视通过实现100%自愿无偿捐献血液和血液成分的目标，改善安全和充足的血液供应”

2010年主题为“向世界提供新鲜血液”。 　　

2011年主题为“捐献更多血液，挽救更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