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治的标语精选推荐

 都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放在时尚界也不无道理。远的如可可·香奈儿、迪奥·克里斯丁，老一辈如卡尔·拉格斐、伊夫·圣罗兰，新生代如汤姆·福特、马克·雅克布——他们无不是在潮流遭遇瓶颈时找到突破口，成为时尚界的英雄而为人崇拜。而这些时尚英雄剪刀下的标语T恤，不仅在时尚的风头浪尖挥舞旗帜，更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时势交错下为其打造的舞台——因为标语体恤本就诞生在时势的风云变幻之中。

机关文秘人员经常要跟标语打交道，表面看来标语写作是“小儿科”，但要拟制一条高质量的标语其难度不亚于写一篇文章。那么怎样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标语呢？笔者认为应该把握好标语口号的“六大品质”。

　　一、宣传品质

　　一般而言，标语口号与政治运动、专项活动、庆典活动、办会办节等相伴相生，宣传作用无疑是标语的主要作用。比如实行计划生育三十多年来，标语的贡献相当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标语是开展计生工作重要的宣传形式。若你问一个农民从哪里知道计生政策，他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从标语上。由此可见，我们拟定标语首先要把握好标语的宣传功能，核心词汇必须突出宣传主题，比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这样的标语，让人一目了然就知道是喜迎十七大。又如2007年第四季度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不少省市为此专门拟定了统一的宣传口号，如“家事国事天下事，质量安全是大事”、“人人关心质量安全，家家享受幸福生活”、“民以食为天，食以洁为先”，这些标语口号紧紧抓住了质量与食品安全的关键词汇，很好地突出了宣传主题。

　　二、时代品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标语口号写作更要紧跟形势、紧扣时代主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司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及计生标语三十年变迁及经历三个阶段的时代烙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宣传标语措词强硬，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降低生育水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生政策需要；九十年代中期到2005年左右约10年时间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宣传攻势相对缓和；而近年来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标语宣传工作就要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要求标语做到科学、准确、适度。因此，什么时代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标语口号写作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富于时代精神，紧跟时代步伐，高奏时代强音。比如“让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子女质量高，生活水平高，幸福指数高”、“外出务工要防艾，千万别害下一代”这些宣传计生标语因富于时代感，往往更能打动人心。又比如一些旅游城市亮出“上海，精彩每一天”、“深圳，每天带给你新的希望”之类的宣传标语就充满了现代气息，颇具时代特色。

　　三、法治品质

　　诸如“飞车抢劫，当场击毙”、“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之类的旧标语，一看就是深受“文革”流毒，与当下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法制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标语口号一定要体现法治精神。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开展了税务宣传月活动，专门拟定了税收宣传月标语，如“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主动索要发票，维护自身权益”、“依法诚信纳税、偷逃骗税违法”，这些标语就很好地体现了法治精神。应该说作为一名机关文秘人员，明显违法的标语可能不会出笼，但难免推出一些表面正确而实质上却与法治精神有所抵触的标语，如全国优秀检察官方工就针对一些司法机关提出的“为本地区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口号提出质疑，因为如果司法机关都以所在地的局部利益为坐标，就可能导致司法机关公信力的削弱甚至丧失，破坏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因此，认真把好标语的法治品质关，要做到十分审慎。

　　四、人文品质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优秀的标语口号更应该体现人文精神，融入人文关怀，大力提升其人文品质。一些标语之所以令人反感，遭到抨击，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人文关怀，语言粗俗，冷漠生硬，诸如“乱倒垃圾，全家死光”、“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此类标语严重缺失人文精神，理应清除。值得欣慰的是，国家新推出的计生标语显示了积极的人文关怀，比如“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关注出生人口素质，让你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家庭子女多，小康会滑坡”等，这样的标语显然更文明、更人性、更温馨、更和谐。

　　五、美学品质

　　一条让人过目不忘的标语，肯定闪耀着美学光泽，往往具有新颖独特、简洁明了、琅琅上口、易诵易记的特点，好的标语总是含意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气象万千、多姿多彩。或讲究修辞，诗情画意，如“家是船，爱是帆，生殖健康是您的港湾”；或幽默风趣，寓教于乐，如“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或对仗工整，韵律优美，如“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自然界山水交相辉映，人世间男女平衡和谐”、“优育花香香四野，少生雨润润千村”。诚然，一条美的标语，除了文字之美外，字体、颜色、大小、位置也有讲究，要充分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既不能随便搞块红布、拉根绳子胡乱一挂，也不能大兴土木，搞“形象工程”，比如因“造字”甚于“造林”而出名的湖北× ×县，在山上造标语口号数千条，其中“封禁治理，美化汉江”八个大字长达两公里，跨越三座山，用水泥、石头砌成，投入2500多个劳力，做了三个月，劳民伤财，像这样的标语尽管“气势磅礴”，却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

　　六、开放品质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入，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外国朋友来我国观光旅游的越来越多，我国的标语口号更应体现开放性，更应有世界视野、开放胸怀，特别是一些旅游城市的标语口号，更要充分考虑语言、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包容性，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一些外国友人光顾较多的大城市或举办国际性主题活动时，标语语言上要考虑中英文对照，价值追求上要具有普世精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非常具有世界眼光，这一句精炼的话浓缩心灵的呼唤，反映了华夏儿女愿同世界人民一起参与奥林匹克、创造和平世界的开放胸襟，体现追求和谐发展、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与世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心声。
 

企业文化标语价值：

　　将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实用、应用最广的经营、管理方法，和世界500强的实战经验，浓缩为简短的语言，配以生动的场景、卡通、漫画，设计并制作成标语、挂图，供企业张贴或悬挂在车间、办公室等场所，使工作环境变得轻松、活泼、阳光、进取，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形象、塑造团队精神、提高员工士气、增强凝聚力，而且具有在生产现场和办公室直接培训员工的价值，帮助企业真正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

专家论述标语价值：

　　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朱自清

　　何为标语口号？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

　　可以说，标语口号在人类，特别是在中国，真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殷商之时民众发出的“天何日丧，吾与汝偕亡”的号呼，到秦汉之际陈胜吴广们“伐无道，诛暴秦”的呐喊；从东汉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忏语，到满清末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信条，标语口号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国通史。近代以降，标语口号更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从“打倒列强，除军阀”，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这些标语口号，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律动，并在不同时期起到了指示方向、明确宗旨、动员力量、鼓舞民众的鼓动作用。因此，朱自清先生曾在一篇题为《论标语口号》的文章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进入和平崛起经济建设时代，标语口号过时了吗？没有！从“三个代表”到“三个为民”，不就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政党政治需要标语口号，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难道也需要标语口号？

　　需要，而且非常需要！

　　现代企业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契约方式而组成的经济组织。因此，经济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组织。

　　现代企业的主体和本体仍然是人，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的普适性理念。而标语口号的鼓动对象是人。标语口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对人起鼓动激励和约束作用。所以现代企业为了寄寓企业的宗旨，传达企业的使命，张扬企业的精神，宣传企业的目标，规范企业的行为，强化企业的管理，塑造企业的形象，凸现企业的品牌，往往需要用最直接最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形成了现代企业的标语口号。

　　现代企业的标语口号，大体反映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主题和内容：

　　一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价值理念往往采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归纳出来，表现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作风以及体现这些核心理念的各种各样的信条。这些理念信条需要全体员工宣贯，并衍化为员工的道德行为操守的准则。企业常常以标语的形式把理念和准则写在墙上，让人们看在眼里，装入心中，落实到行为上。

　　同时，企业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也要体现在企业的品牌形象中，向社会各界宣示。这种宣示往往通过一句最有影响力的语句来实现，以此来塑造企业的形象。

　　二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范围广泛，涉及生产经营、财务制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组织机构等方方面面。不少企业也运用标语口号来强化企业管理，主要表现在生产现场、营销服务、质量意识、安全卫生、环保生态等方面，通过标语的形式，提出警示，提示方法，明确要求，以达到管理者的特定目的。

　　----张云初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计划生育标语变亲切了吗》一文，介绍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清理、更新冷漠标语的情况。

我国的计划生育实行30多年了，很多标语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等，当然也有一些基层拟制的标语招人反感，颇受诟病。

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清理、更新冷漠标语工作，特别是实施“洗脸工程”以来，人口计生户外宣传环境有了明显改观，通过渗透式、融入式、嵌入式等方式，更加体现出人性化和温馨化的特点。

诚如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所说，“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一杆‘风向标’”。我们透过这杆“风向标”，可以深刻感受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三个变化。

一是工作任务由单一变综合。计划生育工作初期，主要任务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不论是“只生一个好”，还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都是着重于降低人口数量。随着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全国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中央下发了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两个决定，各级计生委也相继更名为人口计生委。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被摆上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口计生工作的任务更加综合。

二是工作方法由命令变综合治理。早期的计划生育工作更多、更主要是依靠行政命令，即使是宣传教育和利益引导也往往带有很深的行政命令烙印。进入新世纪以来，计划生育法制化进程加快，计划生育工作方法越来越多元化，更加强调利用行政、法律、经济、政治、宣传、服务等手段实行综合治理。

三是工作方式由强制为主变引导为主。目前，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已经成为当前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底线”，优质服务也成为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主基调。

计划生育标语这个“风向标”在反映出三个变化的同时，也彰显了三个没变。

一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没变。今年恰好是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 30周年。30年来，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决心始终没变，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和相关职责部门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力度始终没变。也正是得益于一以贯之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才有了当前来之不易的人口控制成果，才有了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二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首要任务没变。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工作，都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温家宝总理曾经用乘除法生动地说明过我国人口数量的问题：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很大；再大的成果除以13亿都会很小。进一步讲，人口数量不仅仅是分母效应问题，它还会通过与人口素质、结构、流动等人口内部属性的相互制约，对作为分子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产生更加广泛、复杂、长期的影响。只要人口多的国情没有根本改变，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就不能放松。

三是宣传教育的先导作用没变。“三为主”是计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其中宣传教育被列为首位，是计生工作的先导。多年来，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不断与时俱进，但是宣传教育本身的先导作用必须充分坚持和发挥。只有通过广泛深入、入脑入心的宣传教育，才能让基本国策植根乡野、深入人心，才能推动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有效落实。

来源: 人口导报(济南） 作者 展永生 系人口和计划生育从业人员

    湖南省“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是中宣部批准建设的全国唯一的红军标语博物馆，集红军标语集中收藏、保护、展示于一馆，于2011年6月9日开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来到炎陵县(原酃县)。此后，炎陵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有50余支红军部队在这里活动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红军官兵在炎陵城乡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宣传标语，为宣传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339条标语见证百姓红色情怀

　　穿过历史的沧桑，历经岁月的磨砺，红军标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物在炎陵得以大量保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951年8月19日，谷子元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到湘东南各县开展慰问活动。

　　这一消息传到策源乡良桥村一个叫刘山春老人的耳朵里后，他立即找来村里的几个后生帮他拆屋。有人问他，好好的一间屋拆掉干什么？他说有件“礼物”藏在里面，现在要亮出来让中央慰问团看一看。

　　大家七手八脚把刘山春老人的舍屋拆掉了，只见屋的侧墙上写有箩筐大的6个字：“工农红军万岁！”落款是“酃县赤卫大队”。

　　原来，为打退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术，留下彭德怀红5军、红4军王佐32团和井冈山根据地所属各县赤卫大队坚守井冈山。酃县赤卫大队奉命协守双马石哨口，上山前夕赤卫大队在他家的侧墙上写下了这幅标语。

　　此后敌人攻占了井冈山。刘山春老人为保护好这幅红军标语，就请人挨墙砌了一间舍屋，把红军标语遮盖得严严实实，这幅标语就这样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石洲乡黄海古家房子的墙壁上有两幅红军标语。大门屋檐下左边是红7军书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右边是酃县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推翻国民党统治！”据介绍，1931年2月，张云逸军长率领红7军58团和军直属队一路奔波从广东乐昌进入湘南，正好在春节期间到达酃县苏区。在酃期间，红7军为保卫酃县苏区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上述两幅标语就是红7军与县苏维埃政府当年并肩战斗时书写的。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苏区。而黄海古的家就在大路旁边，两幅红军标语非常显眼。一天，地方团总来到他家，限他6天内把标语刮掉，否则拆屋。黄海古左右为难。

　　这时他妻子拿来一件褂子要他穿上，免得着凉。黄海古接过褂子，抬头望了望红军标语，心想，我何不给红军标语也穿上一件褂子呢？主意已定，黄海古马上备料请来帮工，不到6天时间就把前墙的标语遮盖住了。

　　1951年春节，已是村干部的黄海古在准备张贴春联时突然想起被石灰层遮盖了的红军标语。于是他搬来梯子，用菜刀撬开石灰层 ，两幅红军标语又重见天日。

　　正是由于老百姓对红军标语的爱护，以及政府的大力保护，该县至今保留有内容完整、字迹清晰的红军标语339幅(组)。

　　“江家试馆”最有趣的红军标语

　　炎陵县城至今还有座保护完好的“红军标语楼”，该楼原名叫“江家试馆”，因墙壁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语口号，故称“红军标语楼”。

　　江家试馆系清代建筑，属典型的江南民居，过去是江西人聚集的客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对江家试馆进行修缮，现在这里既是一所民居，又是一处红色景点。2002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江家试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墙壁上的相关介绍是：“1932年，李天柱、王震率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1师第3团第1连在酃县城开展革命活动。此间，红军在江家试馆内外墙壁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以及宣传革命的漫画。标语内容有‘共产党十大政纲’‘国民党十大罪状’等，这些标语、漫画真实记录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宣传、军事活动以及采取的斗争策略。”

　　这是炎陵发现红军标语最多的一幢房子，仅这一处就保存红军标语25幅、681字。其中一条标语完整地抄写了“共产党十大政纲”，共100多字。最有趣的是一幅标语写道：“中国白军挨户团半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拥护红独师万万岁！”率真直白的语言，一看就是红军宣传员的即兴之作。

　　江家试馆最有趣的红军标语是一幅漫画：“打倒国民匪党”几个字中，“国民匪党”4个字均变形，组成狗的模样，“国”字当狗头，“民”字“匪”字做狗身子，“党”字做狗尾，“民”字和“党”字的下边笔画做狗腿，画得极为形象。

　　这说的是红军标语表现形式的幽默和风趣，而炎陵县城南桥组陈家祠堂的“赤”“白”标语争夺战也很是有趣。据介绍，县城南桥组孙丰新的家原来是陈家祠堂，在祠堂外的照墙上写满了红军和白军(国民党军队)的宣传标语。其中有两条标语经过多次改动。

　　原来，红军攻取炎陵县城后，在墙上用土红写着：“优待白匪投诚的白匪士兵”。红军撤出县城后，白军占领县城，看见红军写的标语很有鼓动性，便将标语中的两个“白”字用石灰水改成“赤”字，标语便变成白军写的“优待赤匪投诚的赤匪士兵”。还在旁边加写了一条：“只杀赤匪匪首，不杀赤匪匪兵”标语。红军第二次打进县城后，见白军的搞法很省事，于是又用土红色将“赤”字改成“白”字，除了恢复原来的标语之外，还将新加的标语改成“只杀白匪匪首，不杀白匪匪兵”。两个“赤”字，两个“白”字，红军改过去，白军改过来，变了好几回。直到国共合作，国民党县党部在墙的最高处用墨水写了一条通贯全墙的标语：“民众要想安居乐业，须一致团结。”

　　一条标语与一个重大事件

　　“打土豪，分田地”是红军标语博物馆展出的标语之一。这条标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包括炎陵在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很多地方，但这句口号背后所发生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中村是炎陵县2030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一个普通乡村，就在这个不起眼的乡村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插牌分田”。1928年3月，根据湘南特委指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向湘南挺进，师部设在炎陵县中村的周家祠。就是从此时开始，毛泽东在这里亲自主持试点“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树起了分田分地这一革命旗帜，并成为当时红军的重要纲领和主要工作。

　　分田的具体步骤分四步。第一步将人口、田土登记造册，第二步定出分配原则，第三步写好标有姓名、坐落、面积、四界的竹牌，第四步召开群众大会，发放竹牌，各户将竹牌插到所分的田里。这种分田的办法当时叫“插牌分田”，如今在“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活动炎陵纪念馆”还保留着当年分田地用的竹牌。“插牌分田”首先在中村的道任、龙潭、联西、罗浮江4个自然村开展，尔后在整个中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史料称，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村“插牌分田”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次土地改革，它为《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依据。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主要宣传口号之一，它不仅表明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FROM:解放军报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常见大肆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做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糨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如今标语口号作用的背景相对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来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及标语口号确实具有的动员导向作用，标语口号不但不会突然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相反，会继续活跃于我们生活视野之中。然而，要想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标语口号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发展，表现形式要“变脸”，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其内容要富于时代特征。

一、更新观念，依法动员

    我国可称得上是一个标语大国。地域上看，无论是都市的大小巷，还是农村的路坡土墙，处处都可觅见标语的踪影。毋庸置疑，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标语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由于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宣传舆论工具的发展，标语口号所发挥的动员功效受到很大的削弱，它的活动天地大大地缩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人们的白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显著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实际上，用口号推行政治主张，说到底是政治初级阶段。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用民主科学的方法来实现。用简单的政治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去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无异于犯了“政治幼稚病”，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在设计标语口号时，要有法治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保护公民权利法律体系。要尊重公民的人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侮辱公民人格尊严的标语要坚决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选取张贴标语的地点也要征得物主的同意。一些农村社区工作人员，最易随意在居民的墙壁上乱涂乱写，殊不知，这是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行为。

    在讲到法治观念时，还要求在设计标语口号时，符合相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如宣传计划生育时，撰写的标语要合乎《计划生育法》的基本要义，也就不得再撰写出吓唬、恫吓甚至是诅咒老百姓的标语来。动员人民群众去植树造林，爱护林木，就得遵从林业方面的法规规定。诸如此类，不一而举。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标语口号，才能有权威性、适用的普遍性和公众的可接受性。

    要防止标语口号过多过滥。今天随意张贴若干标语，明天单位领导拍拍脑袋之后就草率推出惊世口号。豪言壮语互相比赛，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对此，就涉及到依法管理标语口号问题。公共场所属于公共资源，不得随意占有。为了克服乱张贴、乱悬挂现象，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出台了《post/651.html">北京市标语和宣传品设置管理规定》。

二、创新发展，推陈出新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重要时期都注重用好标语口号这块阵地，以及时、有力、响亮、务实的口号指引和鼓舞人民向前，比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有效地鼓起人们向某一阶段目标奋进的斗志。

    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在各种广告牌林立而且越来越美轮美奂、夺人眼球的今天，标语口号这种形式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非常需要，这块阵地我们不仅不能丢弃，我们的标语口号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得更好。我们既要继承过去好的做法，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形式。

写标语时应注意：

A．写标语看墙壁长短将一句标语每个字写多大，以便一块壁写完一条标语，免得转弯或跳空。

B．写标语一律从左至右。

C．写标语字要大要正，不得写草字。

D．每一队宣传队必须负责在工作区域写完一篇标语，不要专写短句标语，把长昀重要标语不写。

E．反动标语须彻底洗刷，重新写上革命标语，过去把反动标语改一二个字的毛病应立即纠正。

F．注目的地方应写中心标语，如远处能见的墙壁，标语应写高字要大，巷里的墙壁标语应写低字不要过大。

G．写完一句标语后应重新看一遍，是否有错或漏字，如无错才走。”

   要提高标语口号的动员宣传效果，就要加大创新力度，创作出新颖独特的标语口号来。现在的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遍布于全国各地墙壁上的标语，往往显得千篇一律，缺乏视觉的冲击力。一花一世界，百人百个相，宣传标语本来就是为了让人关注和记住的，可是，千篇一律的雷同，谁还记得住呢？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有些宣传者不愿意动脑筋，一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好的口号，上面有一个新的说法，立即照搬照抄，马上鹦鹉学舌，这就缺乏标语宣传的鲜明个性。个性化时代要求我们富有创造性．简单的重复雷同，反映出管理者目标的模糊、个性的失落、思维的慵懒。唯有创新，推出个性化的才有生机和活力．才能历经时间的考验。

   标语是写给公众看的，口号是要公众喊的，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扩大公众参与而问题。公众的广泛参与，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增加标语口号的认同感，扩大标语口号的社会影响面。如2004年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曾发起“百姓自撰新文明标语”活动，将选出的标语公布在当地最大的文化广场。

   精选出若干条用于撮刊、广播、电视、网络和户外广告等多种宣传媒体。这类活动意义重大，因为它预示着标语功能的转变。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公民素质的提高，标语可以演化为一种广泛吸纳民众参与的公关工具，为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和建立文明的社区环境服务。

   好的内容还要有好的表现形式。好的标语口号载体能成倍提高其功效。标语传统方法是写在墙上，或在路边拉横幅，但仅此还不够。要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现代声、光、电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视觉冲击力，加深印象。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也是传播标语口号理念的重要阵地。只有拓展传播渠道，才能更好地发挥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

在我国标语口号历史绵长久远，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空，备受青睐。之所以如此，与其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是分不开的。

一、标语口号文字识别难度契合普通人群的文化知识水平中国是人口大国，但却是个总体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统治阶级又实行超经济的压榨和剥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为生计所追，无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整个社会充斥着文盲和半文盲。“1949年，全国人口中有80%的文盲，少数民族中文盲率更高达95%，劳动者文化素质较低。”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一定要消灭文盲”的口号，但由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失误，国家长期动荡不安。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信奉“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理念，走“知识分子工农化”之路，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正常的办学秩序都无法维持，一大批专家学者被打倒，文化凋零，社会发展缓慢迟滞。社会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到2002年，“全国尚有6%左右的人口地区未经验收初等教育。”②“我国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15. 88%，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情况，1984年的文盲率则是日本1997年的100倍。”③正因为我国长期存在大量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口缘故，才为标语口号的诞生、流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标语口号一般都是使用简单明了的常用字来书写，句式简单，容易识记，与社会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相吻合，学习记忆轻松自如，易于入脑及耳。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的口号。早期红军战士的成分来源很杂，有的来自旧军队，有的过去曾是绿林好汉，有的是自由散漫的农民，他们文化程度都很低，在成为红军战士之后，为防止日常行军打仗之际出现差错，需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来告诉他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于是，红军指挥员就编写了诸如“上门板，铺稻草，不掏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等口号，简单好记，效果明显，约束性的要求在行动中都能得到自觉的遵守。

二、标语口号易于识记
标语口号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标语铺天盖地，无论是在农村残垣断壁、荒山秃岭或巨石墙壁上，还是在城市宽大的围墙、高耸的烟囱或横跨街道的横幅上，都有标语的印记。在书写标语时，墨汁、油漆、糨糊一起用，墙壁、楼梯、路面、大烟囱全都刷。大凡要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或推动中心工作，都要通过发布标语口号来营造浓烈的氛围，增大受众群体的知晓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扩大革命队伍的影响力，在群众生活的区域内石块上雕刻标语，宣传党的主张。石刻标语经久耐用，不易被敌人毁坏。也有的在木板上写好标语，让这些标语木板顺势漂流，向沿岸的群众传播革命真理，被称为“水电报”。现代标语口号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可以说，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都有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标语。标语口号已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一道生活中亮丽的风景线。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记忆是通过活动进行的，不论是无意识的或是有意识的识记……当识记材料成为活动的直接对象时，识记的效果会明显地提高。”“近年来的研究证实，复述的次数越多，转换到长时记忆的信息量也增多。”正是因为标语书写在人群视线范围之内，也是人群生活起居的地方，一些熟悉的词语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耳濡目染，入们理解了标语中的内容，懂得了其中的意蕴，标语中熟悉的词汇也就自然而然地入脑入耳了，在不知不觉中，标语所写内容也成为人们行为准则，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目的。因为“以理解为基础的意义识记比机械识记有更佳的效果。机械的死记硬背是笨而不经济的方法，而意义识记对材料的数量、速度、精确性和巩固性等方面的回忆，在效果上比机构识记优越得多。”

三、创设氛围，增添力量
  生活经验启示我们：众多伐木工人在搬运巨大木头时，为了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往往总要“吭唷、吭唷”地喊着劳动号子；在红军长征途中，每每遇到艰难险阻，只要听到前进的号子，即便想要倒下，也总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前进；善于做班级工作的班主任自然也长于应用标语口号来激发学生的潜能，如学生在学习上遇到挫折信心不足时，提出“勤奋即天才，功到茅塞开”这个掷地有声的口号来激发他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的豪情。在游行队伍行进中，整齐划一、响透云霄的口号声能气贯长虹，创造出一种势不可当、气吞山河、排山倒海的力量。还有，标语也常是重要建筑物上不可缺少的内容。在首都，标语与重要公共建筑一道成为政治中心的象征。“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镌刻于中南海新华门的照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幅标语装点着庄严的天安门城楼，载有熠熠生辉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在节日庆典和重要国务活动中，标语和鲜花、气球、旗帜、画像一道，烘托出热烈、端庄、雄伟的氛围。在重要的体育赛事、公益活动、群众集会等场合，标语常常承扭着突显主题、烘托环境的责任，标语也参与营造全国各城市、村镇、社区的文化环境，反映着社区的整体风貌。

四、口号能凝聚人心
  一句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人心向背的口号，能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时革命的主力军主要来自于贫雇农，他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难以理解深奥的马列主义理论，却很容易接受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口号。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唤起了无数普通劳苦大众起来闹革命。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激励百万雄师突破敌人固若金汤的防线，取得了摧枯拉朽的胜利。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号召，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予以响应，并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现拥护中共的主张。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历经磨难，辗转他乡，回到国内，报效祖国。“向雷锋同志学习”激励着一代代人不计个人得失去奉献社会，争做好人好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吹响了打破固步自封、保守不前的号角。“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最早的口号是口耳相传的，是为“口”号，口号并不一定需要书写成人们现在熟悉的标语形式。口号是一种语言表达，往往是修辞化了的表达方式，而标语则是一种记录和表达口号或其他意见内容的书写形式。宣传则是对口号、标语或其他传媒手段的特殊运用，是一种用途和目的。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一般的口号表达的是一些文化、社会主张和价值，而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起作用。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这个政权却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幸福，所以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的手段。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口号往往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使得宣传也带有口号的话语缺陷。

  口号的修辞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英语中，常常会运用对比、头韻和尾韻、重复用字、玩笑。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反对外松内紧政治控制的口号：“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笼子越大，锁链越长)；个性主义者的口号：“Sing badly if you must, but sing”（要唱就唱得难听，但还是要唱）。在汉语中，口号往往用全称断言、排比、对仗、数字、押韵，但因为受到一本正经的官方语言的影响，常常有明显的指示、命令腔调，给人以刻板武断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虽美好，但很矫情的口号。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在15、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有所改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

  口号和宣传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口号和宣传是正用还是误用的，是它的内容、运用机制和目的。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有过度运用还是有限运用、谁在运用口号和宣传、是否限制公民说理、是否妨碍理性公共话语、口号是否有真实根据、是否有欺骗意图等等的问题。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表达一己政治观点的口号或类似政治内容的标语，它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是个人或党派宣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而且，汽车开到东，开到西，到处传播汽车主人的意思，起到了宣传作用。汽车杠宣传往往很风趣、俏皮，虽然有时“低俗”，但并不遭禁。例如，“少用肮脏的汽油，屁股会更干净!”（Less dirty gases, more clean asses!）“Ass”属“不雅语言”，在学校里是不能使用的。越战口号做成的标语“做爱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发生时又流行了一阵子。

  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还有几户居民联合张贴比较长的标语的，各家在前院用小牌子插上几个单词（用字母拼出），几户连成一个句子，字体粗大，相当有声势，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个人看法。中国常见在公共场所大事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作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美国公众一般都有民主社会的公域、私域区分观念，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会自觉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他们在民主生活方式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公共政治惯例，遵守的并不只是普通民众，拥有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概不例外。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浆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砸烂刘、邓的狗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于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转自新浪博客 作者：徐 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