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口号精选推荐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最早的口号是口耳相传的，是为“口”号，口号并不一定需要书写成人们现在熟悉的标语形式。口号是一种语言表达，往往是修辞化了的表达方式，而标语则是一种记录和表达口号或其他意见内容的书写形式。宣传则是对口号、标语或其他传媒手段的特殊运用，是一种用途和目的。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一般的口号表达的是一些文化、社会主张和价值，而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起作用。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这个政权却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幸福，所以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的手段。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口号往往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使得宣传也带有口号的话语缺陷。

  口号的修辞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英语中，常常会运用对比、头韻和尾韻、重复用字、玩笑。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反对外松内紧政治控制的口号：“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笼子越大，锁链越长)；个性主义者的口号：“Sing badly if you must, but sing”（要唱就唱得难听，但还是要唱）。在汉语中，口号往往用全称断言、排比、对仗、数字、押韵，但因为受到一本正经的官方语言的影响，常常有明显的指示、命令腔调，给人以刻板武断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虽美好，但很矫情的口号。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在15、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有所改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

  口号和宣传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口号和宣传是正用还是误用的，是它的内容、运用机制和目的。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有过度运用还是有限运用、谁在运用口号和宣传、是否限制公民说理、是否妨碍理性公共话语、口号是否有真实根据、是否有欺骗意图等等的问题。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表达一己政治观点的口号或类似政治内容的标语，它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是个人或党派宣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而且，汽车开到东，开到西，到处传播汽车主人的意思，起到了宣传作用。汽车杠宣传往往很风趣、俏皮，虽然有时“低俗”，但并不遭禁。例如，“少用肮脏的汽油，屁股会更干净!”（Less dirty gases, more clean asses!）“Ass”属“不雅语言”，在学校里是不能使用的。越战口号做成的标语“做爱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发生时又流行了一阵子。

  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还有几户居民联合张贴比较长的标语的，各家在前院用小牌子插上几个单词（用字母拼出），几户连成一个句子，字体粗大，相当有声势，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个人看法。中国常见在公共场所大事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作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美国公众一般都有民主社会的公域、私域区分观念，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会自觉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他们在民主生活方式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公共政治惯例，遵守的并不只是普通民众，拥有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概不例外。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浆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砸烂刘、邓的狗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于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转自新浪博客 作者：徐 贲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备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

　　标语虽小，承载历史

　　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1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到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从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

　　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1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老张的标语话匣子

　　笔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风，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笔者来意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1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10个大字。虽然村里至今也没出几个富翁，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关于电灯电话,刷的是“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标语越来越多元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10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

　　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舌尖上的“标语文化”。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伍 振

   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标语是“大养其猪”，这条标语就写在生产队养猪场东边的墙上。这堵墙比较高，所写的这四个大字就很大。每个字应该有一人多高，而且白底黑字，非常醒目，路过我们村的人远远都能看到。我爷爷就在这里为生产队养猪，我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睡在饲养院里，天天都能看到这四个字。开始我问父亲，大养其猪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就是大力养猪的意思，不过为什么不写“大力养猪”而写“大养其猪”这么拗口难懂，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后来我问爷爷，这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写的，意思是号召大家多多养猪。爷爷说，毛主席是有学问的人，不可能写太俗的口号。“大养其猪”一般能看得懂也不太俗，还是很不错的。爷爷是很崇拜毛主席的，跟我说话的时候，提起毛主席那是一脸崇敬的表情。那时候村里主要街道的墙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只是那时候我看不懂，所以有印象的就只有这个“大养其猪”了。

   慢慢长大一点，可以认字了，爷爷经常领着我，一边在街上走，一边告诉我村子里墙上标语的意思。记得最多的是政治性的标语，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等。这都是些鼓劲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提高了人们的凝聚力。在那个年月，人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标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我们党很早就很重视这种墙头标语的宣传，现在在一些早期红军活动的地方，还保留这很多红军时期的标语。比如“好男当红军”、“劳苦的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这是在苗族聚居区看到的标语。毛主席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因为“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标语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十分简便、直接、有效的手段。不仅在红军时期，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墙头标语都是很普遍的，常常是“兵马未动，标语先行”。比如杭日战争时期的：“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解放战争时期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等。我们家乡日寇统治时期是抗日力量活动的地方，也有一些和全国差不多的标语，只是数量并不多。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是解放区了，标语也和全国一样，不过那时候就多了，各家各户的墙上都是鲜红的标语。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政治运动多，标语口号总是以某一政治运动为中心，类似战争时期打一场战役，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特点是突出政治，内容单一。“文革”时期的标语分红、白两类。红色标语是正面宣传，如“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标语铺天盖地，被称作“红海洋”。白色标语类似大字报，通常是批斗“阶级敌人”的战书。常见的有“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的狗头”。 “走资派”的姓名要用红笔打叉，或将姓名倒写，让“走资派”头朝下等等，花样繁多。那时“天下大乱”，群众组织可以随意制作、张贴大标语。由于标语多而墙有限，贴出不久就可能被覆盖，因此有的标语末尾写着：“不许覆盖，否则砸烂狗头！”“文革”标语所用的语言的暴力化、幼稚化、粗俗化达到了极致。我们乡下“文革”斗争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墙头的标语也不少。不仅窗户下边的墙上有大字的标语，每家的窗户之间的墙垛子上，也写满了毛主席语录。这些语录都是大家能背诵的，那时候我也都记得。就是现在，很多老房子上也有。尽管粉刷过了，隐隐约约也能看出文字来。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性标语少了，往往那个都是阶段性的政策标语。村子墙上最多的是计划生育的标语，前些日子还有很多保留着。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历时久远。这些标语成了不同时期计生政策的历史见证。还有一些法制宣传标语，植树造林宣传标语等等，那都是上级要求的。最近几年具有广告内容的墙头标语多起来了。联通、移动的广告还有卖农药种子、化肥什么的广告，不仅村里墙上有，路边有围墙的也到处都是。

   宣传标语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自古有之。《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登泰山，立三丈高的石碑“刻石颂秦德”。始皇帝很喜欢这样的“石头标语”，又在他巡视的之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树立石碑以“颂秦德，明得意”。秦以后的历代君王仿效始皇树碑立言者不可胜数。这类碑文的篇幅长于现代的标语，内容除歌功颂德外，主要是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似可看作政治标语的雏形。当然，那时候都是在石头上刻的，墙头上可能还没有什么技术让粉刷的文字保留得很久。

   我们做宣传，对立面也会利用这样的标语做宣传。秦始皇时期，有“造反派”在东郡立了一块石头“反标”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下令将石头近旁的居民杀光，把这块石头标语焚毁。在我们和台湾国民党对峙的时候，他们在金门在岛屿上，也有一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类的标语，看起来那都是十分可笑的。

   由于出现一些违反政策，内容粗暴的墙头标语，国家在今年下半年整顿了标语宣传的做法，规范了一些标语用语。在我们村子里，这几天干脆把全部墙头标语全部粉刷了，没有一点保留。这也有点矫枉过正，毕竟墙头标语用好了，也是很有意义的。

   转自 中国标语源 作者：吴剑锋

作者：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

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手法，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

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词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作用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的行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但后来这个政权变了样，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十五六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形式多样。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常常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

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数字有缘，信手拈来。

建国初期：一穷二白、三反五反、十大建筑

文革前：一大二公、三面红旗、50万右派、1070万吨钢、万斤田、四清、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十六条

军内：一帮一、一对红、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

林彪的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

文革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两弹一星、两个超级大国、三个世界理论、三反分子、三忠于四无限、四三派、四大、黑五类、5.16通知、五.七指示、571工程纪要、六厂二校、61人叛徒集团、七八年就来一次、八个样板戏、8341部队、臭老九、9.13事件、九大、百万雄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万岁万万岁

文革后期：两个凡是、四.五事件、四人帮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硬、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五种人、五讲四美三热爱、7.8级地震、八荣八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五、四万亿、十二五规划

这些是全国范围尽人皆知的。各地方、单位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同样是数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凶多吉少。但愿今后吉数越来越多，国泰民安。

转自：徐宁的博客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80d8510100r2ve.html

    《标语口号文化透视》内容摘要  作者：韩承鹏

    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口号的身影。

    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

    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标语口号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特征。标语口号就像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

    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的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

    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

    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

    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浩瀚的标语口号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内容上变味失真。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

    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口号是岁月的名片，是时代的标题，是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读懂它们，能帮我们提炼出时代的精华，或许还能创作出经典的口号留给后人。

　　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7月13日表示，将坚决取消一些工地“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标语口号，强调在科学发展的年代,要克服浮躁的思想作风。这条新闻，再次将“口号与时代”这个话题推到人们面前。

　　口号堪称中国特色，几乎每一句口号都带有时代烙印，是其所在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用的是民谣格式，手段明确，目的清晰，鼓舞了人们的土改热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是老话新用，指明了乐观的革命前途。抗日战争时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义正词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温暖有力，在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两个方面鼓舞了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用的是五言民歌体裁，表达了最后一战的道德优越性和决不妥协的恢宏气魄，令人热血沸腾。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从1956年开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既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正面口号，也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负面口号。“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更是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廓清了人们的思想。此后，政治口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经济建设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改革浪潮和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20世纪90年代，“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北京、新奥运”给21世纪第一个10年打下了深刻烙印。

　　不是现代人爱喊口号，而是这一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口号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大楚兴、陈胜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都讲究“师出有名”，口号成为打造正义之师最快捷有力的办法。而且，中国是人口大国，几亿老百姓生活在乡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一律用阳春白雪式的语言去说教，有些不顾国情。措辞简短、造句生动、符合老百姓语言风格的口号，才有巨大的鼓动力。近年来，口号的战斗性和命令性逐渐减少，理性和个性逐渐增多，是一个公认的趋势。过去，口号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命令，从高音喇叭里播出来，一定要铿锵高亢，不震动耳膜就不能鼓动人心。而现在，附着在口号上的权力色彩开始褪去，反映政治斗争的口号不复存在，人们也开始对曾经看起来合理的口号进行反思。在50年前，“决战90天”、“大干快上”代表的是火一般的热情和钢铁意志，现在看来，它们多少包含着对安全生产的漠视和冒进急躁情绪。改革开放之初，“时间就是金钱”一扫计划经济的死气沉沉，今天人们则反问，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生命的全部又是什么呢？口号中非理性因素被剔除，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思想成熟的表现。

　　现在的流行口号，具有温暖、包容、进步的气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打造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打造了“永放异彩”的上海世博会。当然，也有个性化过了头的，合肥市的“两个胖胖欢迎您”、宜春市的“一座叫春的城市”，就遭到广泛批评。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部门提醒人们，各个历史时期的标语口号都是文物，需登记保护。这提醒我们：口号是岁月的名片，是时代的标题，是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读懂它们，能帮我们提炼出时代的精华，或许还能创作出经典的口号留给后人。

       转自：《环球人物》杂志：从口号中读懂中国   来源： 人民网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写什么样的标语，用什么方式书写标语，都取决于时代的需要。从标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时代的变迁。标语口号，因具有言简意赅、准确贴切、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等特征而倍受国人青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中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语口号算是正宗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20年代“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30年代“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40年代“军民合作，驱逐日寇”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到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到发展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提倡科教兴国，从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依法治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被压迫、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而标语的载体也由单一的墙面，向灯箱、横幅等多样化转变。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的繁荣，许多过去的标语都在房屋改造和拆迁中成为历史。即便如此，作为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形态，标语仍将生活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继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迁。
　　
　　标语虽小，却承载了历史。透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中国式标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可反思社会发展中那些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制度和观念。综观古今中外，用标语达到宣传目的的做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标语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能覆盖众多领域并不断与时俱进，也是中国人的创举。建党90年来，标语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听觉、视觉和记忆的全方位通路中。它以其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的特点，表现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重点。
　　
　　记者驱车深入到福建向浦铁路沿线采访，工地墙上、彩门上林林总总的标语迎面而来。从“寻梦圣地今圆梦，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争先”到“精品让大地生辉，环保让蓝天深远”……各种口号各种内容的标语“百花齐放”。
　　
　　在一个隧道洞口,一位老铁道兵出身的老职工老张正在工地布置企业文化展板，指挥着几个民工将“和谐施工美化环境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大标语挂在隧道口。老张是位老政工，当得知记者是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变化时，他滔滔不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要说建党90年的变化，那太多了，我认为最可贵的变化，要算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标语文化”的变迁，就能看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这一变化。”
　　
　　老张说，他的爷爷是个老革命，据他爷爷说，在19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那时候最响亮的的口号。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在工地附近，有座古城泰宁，该古城位于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省黎川县交界，一直是闽赣两省物质补给的坚强后方。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工农红军攻陷建宁，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即派红三军团第六师于6月4日乘胜解放泰宁，建立了泰宁县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泰宁党支部，泰宁正式列入中央苏区的版图。
　　
　　泰宁有条红军街，最难得的是在红军街两旁的砖墙上完整地保留了红军当年刷写的标语和文告。“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拥护苏联，解放全人类”等等。1933年10月7日，朱德、周恩来等首长亲自率领总部直属部队干部、战士上街清理阴沟、打扫卫生、刷写标语，还参加了“城市清洁运动周”等活动，这些标语就是那时刷写上去的。它使我们相隔70多年后，还能真切地感受当时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
　　
　　老张说，他小时侯家里很穷，就几间草房，他上小学时，正是五十年代，解放初期，由于靠近路边，经常被刷上标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那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振奋和希望的年代，这样的标语成为这一时代的表征显现。”他说。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清一色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标语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特殊回忆。老张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万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 记得小时候我们玩一种“摸瞎”的游戏，一个孩子站在圆圈当中蒙起眼睛，其余的孩子依次走到他面前说一句话，让他听声音猜人，大部分孩子居然都选择了喊一句口号，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句“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这铿锵有力的口号至今还在他耳边挥之不去。
　　
　　老张当兵入伍的时候，正是1978年，改革的春风遍吹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户外标语口号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先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标语代替了“不怕流血流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拼命干”，接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平，您好！”等标语大批出现，让人禁不住耳目一新。
　　
　　老张兴奋地说：1979年，部队集体宿舍的墙上被宣传干事刷上了一条新标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实话，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个标语的真实含义，现在想起来，这条标语身后的含义，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标语反映了当时的浪潮，这些标语也轮流被刷上了各个地方的墙上。从这些标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高效率、快节奏的全新价值观。
　　
　　八十年代初期，老张回老家探亲，发现路边“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刷上了“谁穷谁丢人，谁富谁光荣”十个大字。虽然我们村至今里也没出几个比尔盖茨等世界首富，但村民们谁也不想太丢人，所以都卯足了劲去发家致富，现在的生活正象文革期间一句标语所憧憬的那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里的标语也一换再换，一会儿说“要想奔小康，电话来帮忙”；计划生育检查，就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鼓励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想早日奔小康,打工赚钱是良方”、“农民要想不受穷,出外打工才能行”等标语就铺天盖地；；三夏时节，标语上写“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焚烧麦茬，拘留罚款”；若是换上“焚烧秸杆，罚款五千”那就是到了“三秋”了。不用去了解，只要看路两旁的标语，基本就可以知道家乡的变化。仔细研读乡村标语，别有一番趣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这些折射出人们对发展需求的标语逐渐多了起来。新农村医疗合作社成立，又写：“一人交纳十元钱，身体受益一整年”、“疾病导致贫困，防贫先保健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标语口号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对社会关注范围更广，风格更加五彩纷呈。汶川大地震，一句“汶川挺住，中国加油！”，一声“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不抛弃、不放弃！”让多少人泪流满面，那一刻，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心相连，手相握，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奥运会上风靡一时，“点燃激情、放飞梦想”、“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宣示了中国人的骄傲，那一刻，世界有多少人瞩目中国，有多少炎黄子孙为之自豪。
　　
　　标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时代在发展进步，标语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进行，从标语中可以感受新中国的变化。老张说，过去标语的载体只有单一的墙面或者红布，现在向灯箱、电子横幅等多样化转变。这两年，在工地的外墙上不仅仅能看见“科学发展观”“和谐建设”等政策性标语，更多的是或富有诗意或温情脉脉的“提示语”，不象过去的标语不仅生硬而且僵化，比如“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施工开始注重环保优先；“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情不得了”、“安全重于泰山”这些标语反映了我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
　　
　　农民工小刘还给我们说起他家乡的“标语致富”故事：原来，去年底，他家在路边盖了两层小楼，小楼刚盖好，就有中国联通的人找到他，要在墙上刷一条广告标语，说是还给他500元的墙体使用费。“以前，我们家的墙上被刷上标语，我老爹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这墙上刷广告还能赚钱。”小陶说。赚了500元的墙体使用费后，陶涛还向邻居吹嘘自家的墙还能挣钱，不料却被邻居们嘲笑了一番。“人家的墙体使用费都收到了800块钱，有的大的墙体收了2000块，我只收了500块，吃亏了明年我也收800块。”小陶说完大笑了起来。
　　
　　在一旁的农民工小陶忍不住插话说，还有专门针对我们农民工的标语呢！我走到他们宿舍，果然，“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对待，生活上一样关心，思想上一样教育，报酬上一样合理”宣传栏上几句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老张说，我们制作这些标语就是让农民工感觉同的正式职工一样，让农民工有组织可依，有家可靠，我们企业就是他们的“家”，从而激发其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农民工小陶说，过去我们总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这些标语就让我们感觉地位明显提高了。
　　
　　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郝趁义深有感触地说：建党90年，也是“标语文化”嬗变的90年。从 “怕流血牺牲不是好汉”到“做防塌方的专家,不做战塌方的英雄”，从“四海为家”到“以人为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科技兴企”，我们企业每年承揽施工任务从年几千万到突破400亿，企业职工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标语口号中得到了体现。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讲奉献”，现在则更强调“讲贡献”，因为有“贡献”的“奉献”更有意义，也符合企业、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也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进步。胡锦涛总书记寄语中国铁建：“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现在我们正落实胡总书记“建优质工程，树企业形象”的重要指示，朝“十二五”宏伟蓝图、为建设具有强劲发展力的建筑企业集团飞奔。
　　
　　如今，“标语文化”从领袖语录到关注民生，一些不合时宜的、“冷”“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人文意识逐步加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等成为了标语的主流。也许有一天，标语口号会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那个用标语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那些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忠实而精要地记录了沧桑世事和社会变迁的标语口号。

来源：伍振的博客 

    我们这一代人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满世界的标语口号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也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追寻记忆,昔日的标语耐人寻味。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一个标语都意味着一个或一系列重大社会活动,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背后是大批城市初、高中生到农村去生活,安家落户;还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其社会背景是中苏关系紧张,中苏边境双方陈兵百万,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最可笑的是那时满大街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文革”标语,这些词儿现在琢磨起来都特别荒唐,听上去也能感受到鸡飞狗跳、心惊肉跳的那种场景。

　　然而要命的还不是这些,关键是标语满天飞的背后,人都不干正事了,国积弱、民积贫。把那个年代荒诞的词儿说给小孩儿,他们都满脸的疑惑:“什么苗儿？什么草？”“什么意思？”“为什么!？”弄得人还真不好回答,一两句话根本也讲不明白。下一代不明白这些词儿是好事情,要是明白了那才恐怖呢!

　　顺着标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是刚刚恢复高考,全社会开始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开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建设国家的人才。为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句标语最早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市内最显著的位置,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整体走向经济建设,而且清晰地表明了向着这个方向的决心和信心。那时类似的标语也很多,但也逐渐地作为时代的印记离我们远去了。时代的列车走出的是那个“折腾”的年代。

　　而今标语口号的形式还在,表现得却更具人文特点,更生活化,更体现人的内心意识。比如,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这么一句口号“只生一个好”,这是说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本身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但这个口号却给人以温馨之感。还有一次出差坐火车回京,火车刚出站,就见铁路旁边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我们的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落款是某铁路局机务段。我跟同事开玩笑说:“糟了!这趟车没有终点,兄弟们沿途留意找个能软着陆的地方跳车吧!”

　　在一个林区路口处,豁然写着“造林百年功、火烧当日空”,防火的重要性一目了然。还写着“给柏树一份关爱、还您一片绿荫”,人化了柏树与人的亲近关系。向林区深入走去,又写着“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相信看到这个标语,谁也不好再惊扰林中之鸟了。

　　平时走路上下班,路过一个气象局,气象局的院墙上写着“观天测地、掌控风云,只为人间冷暖”。想一想甚是精彩,把气象工作的崇高意义一语点出。只是觉得还应有个下联和横批,至今也没想好,留给朋友们发挥想象力吧!

　　标语是一个时代的主流导向。如今昔日那些荒唐的标语口号渐渐远去,但是,实干性、关爱性的标语仍然可见。国也积强,民也积富。标语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更是我们走过的足迹,这一路走来,我们的国家从动荡走向了安宁、和谐、强大!用前人总结的词儿表述起来会更好,就叫做“国泰民安”!或许,“国泰民安”就是矗立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条大标语。

　　(作者：李文华 中国民生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经济学博士)

近代中国社会已涌现出大量口号和标语。“师夷长技以制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些无比激越的时代之声，都是特定时期中外关系的集中体现。

在抗日战争时期，标语口号的聚集功能体现得最突出。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等。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标语和口号的内涵逐渐转向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其中，建国前30年的标语口号，主要以领袖语录和社论标题为主。“文革”时期，口号标语在中国泛滥成灾。除了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之外，其他大量口号都具有批斗性，并出现了“大字报”这种独特的标语载体。

新时期的标语和口号大多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引导性，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素质。特别是大城市里的标语口号，往往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和人文色彩，反映着时代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发展是此时的重头戏，于是，口号和标语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薄，呈现出政治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等多元化趋向。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标语的主题，“以法治国，科教兴国”、“要想富，先修路”、“只生一个好”等标语无不折射出人们对发展的需求。

在建党90周年之际，人们又提出了“党旗在我心中”、“永远跟党走”等更加通俗易懂、口语化的口号标语。

(述说者：肖学周，文学博士，曾获第八届丁玲文学奖，长期研究标语口号）

肖学周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