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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语口号的力量

“标语口号”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即可以成为组织由外至内向新成员意识结构进行渗透的着力点,又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组织由内至外与其公民成员产生共鸣的心灵接口。
  
正如很多同仁所说,优质的标语口号应当简单、有力、具有鼓动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要在第一时间与信息的接受者建立初步共识并配合从众心理逐步产生激励效果,直至最终达成心理归属。口号的作用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强制接收-理解-共识-激励-归属

强制接收

人们对意识中遇到的“新生理念”会普遍具有一定的防卫性心理,其原因是,多数成人都已经具有较为完善的认识系统和较为独立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口号在第一时间就对接收者的心理有所触动,但由于这种触动的产生侵犯了其意识的独立性,也不免会遭到一定的心理排斥,而排斥的强弱则因每个人的意识独立性而异。
 
因此,在这种近乎本能的意识排斥作用下,企业标语口号能够产生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强制接收”,即让标语口号不断的在成员的感官中得到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复会带着口号冲破排斥的壁垒,从而促使成员们运用自己的意识系统和价值观来分析信息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接受。

理解

而这种运用自己的意识系统和价值观来分析信息的过程就是企业成员们对“标语口号”及其所代表的“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过程。换个方式说就是,人只有在不排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理解,而理解的结果是否是积极的?那要看信息的内容是否具有创造共识的条件。

共识

共识是一切企业文化元素与组织成员心灵对接的基本条件,当然口号也不是例外。那么,创造这种共识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是愿景与需求的接驳。
 
陈胜吴广起义时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今天听起来都觉得是句有力量的标语口号,为什么?因为它击中了每个人心中抗争压抑,渴望自由,外加渴望一步登天的心理需求。
 
所以,一句有力量的标语口号,其语言的简练和上口只是外在的条件,而其投射的文化愿景与组织成员们内心需求的吻合则是决定性因素。如Ritz Carlton酒店的“我们是服务于绅士与淑女的绅士与淑女”的口号在传达了其提供无上服务的愿景的同时,也满足了酒店服务人员对于“被重视”和“被尊重”的心理需求。而同仁们之前提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在生活困苦,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对土地的渴望是热烈的。
 
激励

当口号与组织成员在心理上达成共识对接后,标语口号在每次被诵读或被收听时,其激励功效便会作用于成员的意识系统,并产生相应的心理动力,从而助推成员们去实现愿景,并更深的归属于企业文化。

归属
 
帮助员工从内心深处归属于企业文化,是企业口号的终极功效。在这个层面,标语口号已经成为组织成员意识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会主动寻找机会使用口号,以示其组织公民的身份和对企业文化的皈依,而在每一次的公民身份确证活动中,这种归属感便又随之不断增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会在开口说话前道自己的法颂,这也在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了这种组织公民身份的确证行为。

如上所述,要让企业标语口号从一句简单的话语变成充满力量的精神动力,这需要管理者们在设计口号的一开始便充分的考虑到它如何能够跨越一道又一道的意识屏障,最终实现与员工的意识系统结合为一体。
 
而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口号要以真正具备精神力量的企业文化为依托,在真诚的前提下,与员工接驳互利共赢,相扶发展的共同理想。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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