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口号精选推荐

    《标语口号文化透视》内容摘要  作者：韩承鹏

    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口号的身影。

    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

    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标语口号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特征。标语口号就像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

    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的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

    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

    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

    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浩瀚的标语口号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内容上变味失真。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

    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标语口号”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即可以成为组织由外至内向新成员意识结构进行渗透的着力点，又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组织由内至外与其公民成员产生共鸣的心灵接口。
  
正如很多同仁所说，优质的标语口号应当简单、有力、具有鼓动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要在第一时间与信息的接受者建立初步共识并配合从众心理逐步产生激励效果，直至最终达成心理归属。口号的作用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强制接收-理解-共识-激励-归属

强制接收

人们对意识中遇到的“新生理念”会普遍具有一定的防卫性心理，其原因是，多数成人都已经具有较为完善的认识系统和较为独立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口号在第一时间就对接收者的心理有所触动，但由于这种触动的产生侵犯了其意识的独立性，也不免会遭到一定的心理排斥，而排斥的强弱则因每个人的意识独立性而异。
 
因此，在这种近乎本能的意识排斥作用下，企业标语口号能够产生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强制接收”，即让标语口号不断的在成员的感官中得到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复会带着口号冲破排斥的壁垒，从而促使成员们运用自己的意识系统和价值观来分析信息的内容，以决定是否接受。

理解

而这种运用自己的意识系统和价值观来分析信息的过程就是企业成员们对“标语口号”及其所代表的“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过程。换个方式说就是，人只有在不排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理解，而理解的结果是否是积极的？那要看信息的内容是否具有创造共识的条件。

共识

共识是一切企业文化元素与组织成员心灵对接的基本条件，当然口号也不是例外。那么，创造这种共识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是愿景与需求的接驳。
 
陈胜吴广起义时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今天听起来都觉得是句有力量的标语口号，为什么？因为它击中了每个人心中抗争压抑，渴望自由，外加渴望一步登天的心理需求。
 
所以，一句有力量的标语口号，其语言的简练和上口只是外在的条件，而其投射的文化愿景与组织成员们内心需求的吻合则是决定性因素。如Ritz Carlton酒店的“我们是服务于绅士与淑女的绅士与淑女”的口号在传达了其提供无上服务的愿景的同时，也满足了酒店服务人员对于“被重视”和“被尊重”的心理需求。而同仁们之前提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在生活困苦，没有土地的情况下对土地的渴望是热烈的。
 
激励

当口号与组织成员在心理上达成共识对接后，标语口号在每次被诵读或被收听时，其激励功效便会作用于成员的意识系统，并产生相应的心理动力，从而助推成员们去实现愿景，并更深的归属于企业文化。

归属
 
帮助员工从内心深处归属于企业文化，是企业口号的终极功效。在这个层面，标语口号已经成为组织成员意识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会主动寻找机会使用口号，以示其组织公民的身份和对企业文化的皈依，而在每一次的公民身份确证活动中，这种归属感便又随之不断增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会在开口说话前道自己的法颂，这也在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了这种组织公民身份的确证行为。

如上所述，要让企业标语口号从一句简单的话语变成充满力量的精神动力，这需要管理者们在设计口号的一开始便充分的考虑到它如何能够跨越一道又一道的意识屏障，最终实现与员工的意识系统结合为一体。
 
而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口号要以真正具备精神力量的企业文化为依托，在真诚的前提下，与员工接驳互利共赢，相扶发展的共同理想。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