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标语竖大街等则精选推荐

     标语也是一种“标榜”，是赤裸裸的标榜，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团体的内部行为，而是面向社会的政党行为、政府行为、政治行为。朱自清在《论标语口号》中说：“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

     用字写出来的叫标语，用嘴喊出来的叫口号。

     我读小学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校园的围墙上用红字写着“五爱”的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有几张标语，我记得最清楚的则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使我懂得要为社会做贡献，做事要全力以赴，不能偷懒耍滑，到读大学时，我才知道它是鲁迅文章里的话。名作警句、名人名言，也常常作为学校、机关、企业的标语。这样的标语起着激励或劝戒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不自由，勿宁死”，是为反法西斯战士鼓舞士气；日本福岛地震一周年，一位反核人士刷在背上的标语：“不要为了赚钱，舍弃生命和自然”，是对见利忘命者见利忘世者的规劝。

     中国是个标语口号大国，由来已久，延绵至今。从明朝李自成起义时的“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清朝末年革命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从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列强，根除军阀”，到共产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解放区的“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从建国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到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胜枚举，无计其数。

     “文革”是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的海洋，不断掀起“拥护”“捍卫”、“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炮轰”“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口号浪潮。

     新时期的标语，数深圳特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新鲜，数“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最妥贴；数“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动人，数“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坚决，数“稳定压倒一切”最持久。我国不再写“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标语了，日本人却将这条标语贴在公司显眼的地方。

     现在城里的标语越来越洋气，越来越豪华，不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印在红彤彤的丝质横幅上，那白色或黄色的印刷体标语，成为街道和楼房、机关和居委会一道道亮丽的装饰，民众已司空见惯，其内容并没有多少语文学意义，勿庸举例。

     值得警惕的倒是某些标语之宣传恰与其本义相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巨幅标语恰恰背离了节约原则，大量宣传“环境保护”的标语却造成环境污染。有些标语与周围环境不谐调：立交桥上树着“高举旗帜”的巨幅标语，旁边却是路政部门立的“限高几点几米”的牌子；高速路上树着“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旁边又有路政部门立的“限速”牌子。悬挂、树立此类政治标语而不考虑周围环境，实在是不严肃。能够体现人文精神的标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健康）请勿酒驾（请勿吸烟）”之类，或许这些善意的提醒，才是时代的标语，可作公益广告看待。

     农村的断垣残壁上至今还留着大搞计划生育时期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除“只生一个好”是政府号召外，“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则是当地干部野蛮行径的遗存，也该清除了。

     摘自：湖北日报 罗维扬

 “口号”和“标语”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人们常常把口号、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回事，这是不对的。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是先有口号，后有标语，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最早的口号是口耳相传的，是为“口”号，口号并不一定需要书写成人们现在熟悉的标语形式。口号是一种语言表达，往往是修辞化了的表达方式，而标语则是一种记录和表达口号或其他意见内容的书写形式。宣传则是对口号、标语或其他传媒手段的特殊运用，是一种用途和目的。

  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座右铭。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英语的slogan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一直到今天，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在现代社会中，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燃脂肪，不燃汽油”（Burn fat, not oil）。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

  一般的口号表达的是一些文化、社会主张和价值，而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起作用。例如，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人人跟我们来”（Alla ska med）。听起来有点像“听某主席话，跟某某党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又例如，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再例如，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这个政权却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幸福，所以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苏维埃空想主义”时，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不把权力交给空想”（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口号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的手段。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容易记住。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口号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口号往往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使得宣传也带有口号的话语缺陷。

  口号的修辞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英语中，常常会运用对比、头韻和尾韻、重复用字、玩笑。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口号：“Make love not war”（做爱不作战）；反对外松内紧政治控制的口号：“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笼子越大，锁链越长)；个性主义者的口号：“Sing badly if you must, but sing”（要唱就唱得难听，但还是要唱）。在汉语中，口号往往用全称断言、排比、对仗、数字、押韵，但因为受到一本正经的官方语言的影响，常常有明显的指示、命令腔调，给人以刻板武断的感觉，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虽美好，但很矫情的口号。

  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商业性质的宣传在15、16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更增强了效能，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用途的宣传，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有所改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画的是一条蛇，身子断成8段，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联合，要不就死”（Join, or Die），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不到一个月，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中国古代像“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说法，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饥饿、反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

  口号和宣传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口号和宣传是正用还是误用的，是它的内容、运用机制和目的。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有过度运用还是有限运用、谁在运用口号和宣传、是否限制公民说理、是否妨碍理性公共话语、口号是否有真实根据、是否有欺骗意图等等的问题。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交流、说理的话语机制。例如，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自然规律吗？敌人是谁？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其实并不切实。例如“东风压倒西风”，文革中说的：“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虚假的风气，对社会诚信、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断言、重复、感染”，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

  口号可以写成文字，画成图画，编成歌曲，或者结合这些形式。写成文字的口号便成为标语，可是标语并不一定都是口号。标语是一种公告，是写标语者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就连偷偷在厕所墙上写“反动标语”也不例外。表达一己政治观点的口号或类似政治内容的标语，它的目的是影响他人，是个人或党派宣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的标语是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随意张贴和悬挂的。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也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表达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你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别人也有不被你的表达骚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在公共场所张贴或书写可能侵犯别人自由的标语。

  张贴或悬挂标语，会触及不少与公共空间和生活秩序有关的问题：在哪些公共场所或地方可以允许张贴标语？由谁来规定？以什么样的公共政治理由来作出这些规定？在美国，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张贴、悬挂只代表个人、社团、党派的政治、宗教意见的标语。美国运用口号、贴标语的常常是人民，不是政府，最常见贴标语的地方是私人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城市里有的小贩专做这种标语生意，出售各种各样现成粘贴标语。汽车是私人财物，汽车的保险杠算是“私人空间”，是一个适合表达私人意见的地方。而且，汽车开到东，开到西，到处传播汽车主人的意思，起到了宣传作用。汽车杠宣传往往很风趣、俏皮，虽然有时“低俗”，但并不遭禁。例如，“少用肮脏的汽油，屁股会更干净!”（Less dirty gases, more clean asses!）“Ass”属“不雅语言”，在学校里是不能使用的。越战口号做成的标语“做爱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发生时又流行了一阵子。

  美国另一个常见张贴标语的地方是自家房屋的前院，通常是一块木板或塑料牌子，固定在一根棍子上，插在草地上或泥土里。美国人没有在墙上写标语的，要是有，那也是涂鸦，必须予以清除。每逢有选举，标语小牌子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选举过了，便又很快消失不见。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还有几户居民联合张贴比较长的标语的，各家在前院用小牌子插上几个单词（用字母拼出），几户连成一个句子，字体粗大，相当有声势，引人注目。但这也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个人看法。中国常见在公共场所大事张贴标语，甚至跨街拉长布条，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政治口号的标语是一种政治广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在美国，个人、社团或政党要做这样的广告或宣传，可以在报纸上买版面（当然还有限制广告、宣传的细则规定），但不可以在学校、医院、广场、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来做，随意作这样的宣传，和涂鸦一样都是触犯公共秩序法的，都是城市整治的对象。美国公众一般都有民主社会的公域、私域区分观念，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会自觉遵守公共规则。这是他们在民主生活方式中养成的习惯，也是一种公共政治惯例，遵守的并不只是普通民众，拥有和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人物概不例外。

  运用标语的方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一定会带有这个环境的特点。例如，在中国，在公共场所墙上张贴或书写标语是很常见的，这恐怕与人们从小受到的影响有关，例如一般人从小就从电影里看到，地下党或革命学生进行宣传动员，拎着浆糊桶，藏着传单，走到哪里，就在墙上又刷又贴，有的干脆就直接写到墙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将这个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现在大城市里已经相当改观，但其他地方还有待变化。

  中国标语口号的内容和语气也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内容自不必说，就说语气，不是命令式的，就是恶狠狠地充满暴力和霸气：“打土豪、分田地”、“痛打落水狗”、“砸烂刘、邓的狗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语气在今天的一些标语中绵延不绝，例如有的计划生育标语竟然写道：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愿家破，不要国亡”。张贴违背法治原则的标语，脏乱差的环境和脏乱差的口号语言涂鸦合为一体。标语粗暴野蛮，完全诉诸于暴力恐吓，本身就显示了宣传号召的失败。

  暴力的标语口号是一种语言污染，也是一种精神污染，每一条这样的标语都如同一个向公共语言之河中排污的污染源，公共语言的严重污染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变得乖戾、强梁、粗暴、非理性。这样的公共语言显示出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也显示出国民素质和民众思考能力的低下，远远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人文条件。营建和谐社会恐怕还得从学习理性、温和、真诚的公共语言开始，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口号和标语。

  转自新浪博客 作者：徐 贲
 

   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的安全标语

   在生活中，在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安全标语。

   这是为了广大人名群众着想，少发生一些安全事故，多一些微笑。

   在某些施工的地方，或者在有一些道路损坏的地方，一些危险不能靠近的地方，都会有安全标语的牌子。不论大小，总要树立一块在那儿，这关系到人民的人身安全问题，不可小觑啊！

   其实相关部门也是不敢让这些事情发生，谁也不敢用生命开玩笑对吧！谁也不能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在任何需要安全标语的地方，一定要有安全标语，甚至抛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也一定要把安全标语的警示牌放到位哦，这种事情耽误不得。

   安全安全，任何机构都不忘提醒的问题，巴不得身上挂一个牌子，时刻提醒员工，提醒人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忽视。

   post/cat_2.html">安全标语，陪伴我们安安全全度过每一天

   每天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因为安全隐患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些地方没有提醒、警告的牌子，人们不注意，就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啊，安全标语真的很重要，也可以说他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没有安全标语，就好像我们自己缺胳膊少腿一样，那种滋味可想而知了。人生是如此的美好，因为安全标语而更加的熠熠生辉。如果公路正在维修，而他的旁边却没有任何安全标语，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这是很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只要和生命相关的事情都不好说，不好解决。

   所以说安全标语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只看他只是一块小小的牌子，他的重要性，每天都有事例来诠释着，所以让我们重视安全标语，安安全全度过每一天。
 

    我们这一代人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满世界的标语口号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也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追寻记忆,昔日的标语耐人寻味。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一个标语都意味着一个或一系列重大社会活动,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背后是大批城市初、高中生到农村去生活,安家落户;还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其社会背景是中苏关系紧张,中苏边境双方陈兵百万,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最可笑的是那时满大街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文革”标语,这些词儿现在琢磨起来都特别荒唐,听上去也能感受到鸡飞狗跳、心惊肉跳的那种场景。

　　然而要命的还不是这些,关键是标语满天飞的背后,人都不干正事了,国积弱、民积贫。把那个年代荒诞的词儿说给小孩儿,他们都满脸的疑惑:“什么苗儿？什么草？”“什么意思？”“为什么!？”弄得人还真不好回答,一两句话根本也讲不明白。下一代不明白这些词儿是好事情,要是明白了那才恐怖呢!

　　顺着标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是刚刚恢复高考,全社会开始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开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建设国家的人才。为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句标语最早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市内最显著的位置,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整体走向经济建设,而且清晰地表明了向着这个方向的决心和信心。那时类似的标语也很多,但也逐渐地作为时代的印记离我们远去了。时代的列车走出的是那个“折腾”的年代。

　　而今标语口号的形式还在,表现得却更具人文特点,更生活化,更体现人的内心意识。比如,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这么一句口号“只生一个好”,这是说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本身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但这个口号却给人以温馨之感。还有一次出差坐火车回京,火车刚出站,就见铁路旁边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我们的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落款是某铁路局机务段。我跟同事开玩笑说:“糟了!这趟车没有终点,兄弟们沿途留意找个能软着陆的地方跳车吧!”

　　在一个林区路口处,豁然写着“造林百年功、火烧当日空”,防火的重要性一目了然。还写着“给柏树一份关爱、还您一片绿荫”,人化了柏树与人的亲近关系。向林区深入走去,又写着“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相信看到这个标语,谁也不好再惊扰林中之鸟了。

　　平时走路上下班,路过一个气象局,气象局的院墙上写着“观天测地、掌控风云,只为人间冷暖”。想一想甚是精彩,把气象工作的崇高意义一语点出。只是觉得还应有个下联和横批,至今也没想好,留给朋友们发挥想象力吧!

　　标语是一个时代的主流导向。如今昔日那些荒唐的标语口号渐渐远去,但是,实干性、关爱性的标语仍然可见。国也积强,民也积富。标语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更是我们走过的足迹,这一路走来,我们的国家从动荡走向了安宁、和谐、强大!用前人总结的词儿表述起来会更好,就叫做“国泰民安”!或许,“国泰民安”就是矗立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条大标语。

　　(作者：李文华 中国民生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经济学博士)